浅谈西方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社会的报导文学
记得一个日本作家曾这样说过：「用枪不能打倒专制者，不过，我们却知道他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罪孽，这就笔的力量。用笔可以控告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暴君；枪不能让历史倒流，但笔却可以。」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极大的震撼，也成为促使我拿起「笔」——这个比枪更有力的武器——的真正原因。
在我看来，对中国社会而言，报导文学有很大的一部分作用，就象是照亮太阳照射不到的阴暗角落的微弱灯光，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补充和开发，它的出现，使得一些见不得光的人群的存在有可能进入大众传播领域。但因为众所周知的理由，我一直认为在中国大陆媒体人或记者的职业地位都是非常尴尬的。除了「光伟正」的内容，其他领域尤其是所谓的「阴暗面」，国内媒体的介入常会遭遇重重阻力。再加上有一学生时代的密友，在新闻事业单位上班，私底下也向我透露过不少内部的潜规则，使我对这些喉舌机构原有的天然警惕性与不信任感得以进一步加强。因此，也必须承认，我对中国的报导文学关注显然是不够的。
不过得利于网络宽广，以前学习英语是为了知道外面的世界，现在学英语却是为更加了解自己的国家——虽没做过详细的数据统计，但自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我所关注的西方主流媒体非常明显地大幅度加强了对中国社会的报道，尤其是关于人权灾难、政治腐败、环境破坏等问题全面进入西方的公众视野，其报导之深入几乎前所未见。国内媒体所留出的报道文学空白，被西方各大媒体填补，对于我这个围观者来说，也颇感幸运。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无疑是在今年获得普利策国际新闻奖的来自《纽约时报》三篇报导文学。记者张大卫通过从中国不同政府机构获得的数千页公司和监管方面的公开材料，细致调查了中国高层权力与财富相结合的现状，揭示了包括中国前总理温家寳在内的政府高官的亲属所控制的商业网络，揭示政治高官家族隐秘的财富与中国金融巨擎平安保险的崛起。无独有偶，美国彭博社也曾在12年6月发表长文报导，通过公开资料的分析，聚焦习近平的家族财富以及关于稀土矿产资源的控制，当然文章中十分谨慎地帮助了巨额财富并不能追踪到习近平本人，却由他的亲属掌握。彭博新闻社在12月发表的「Heirs of Mao’s Comrades Rise as New Capitalist Nobility」更是附带详尽图表出场，追踪了八老的直系子孙及其配偶共103人的财富，揭露中国权贵家族如何从经济发展中获利丰厚。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一篇名为「In thrall of the empire of the sons」的报导文学中也指出：在中国的商业与太子党之间存在盘根错节的关系，而中共政权对这种愈演愈烈的腐败也束手无策，太子党正挟持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以达到将它们自己的财富“最大化”的目的。类似关于中国“太子党”的新闻长文，林林种种层出不穷，西方记者们抽丝剥茧，用报导文学的方式将当今的腐败记录下来，几乎每一篇都可被收入未来中国的历史教科书。
资料的收集可以帮助记者写出精彩的报导，而突发事件更是以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方式爆发，事件的各个层面如何完整地呈现，西方媒体的强力围观可以说是功不可没。我上次来香港旅行，路遇一位美国友人，他问我从哪里来，答Chongqing，他一脸茫然状，我问他是否知道Bo Xilai？他眼睛一亮恍然大悟说：OH！Yeah~I know！His wife killed a foreigner. 后来反问对方，结果也不过是一乡下青年，不禁感叹开来律师对于重庆的宣传真是居功至伟。由于我身居重庆，也经历了2011年薄王在茉莉花时期强力镇压的恐怖统治，对于这个据说曾有望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太子党成员的戏剧性垮台，自然是更多几分关注。英国《卫报》以标题为「Neil Heywood case: death, corruption, intrigue…the story so far」的长篇报道完整地介绍了海伍德命案——伦敦，有质询在问海伍德是不是一名间谍。在华盛顿，王立军进入美领馆后的细节浮现。此外，还有那些不实的关于政变的谣言，在伯恩茅斯的爱巢，以及重庆的谋杀和酷刑折磨，很大程度上，这些都是从中共内部泄露出来的，这些统统汇成了一部约翰·勒卡雷式的惊悚间谍小说。尽管一些细节还不得而知，但这篇报道已经勾勒出了一条完整的时间线。而《每日电讯报》一篇「Bo Xilai ‘drowned Chongqing in a sea of Red terror’」则避开事件的焦点人物，更多从官员和市民的感受出发，描述薄王恐怖统治时期，给人们带来的各种伤害，充满了人文主义的关怀。文章从重庆官员谢大军讲起，2009年9月，他和朋友安静地吃完饭，小心地把车停好，还打开了紧急灯，然后纵身跳进嘉陵江。他的朋友说他负责「唱红」，但是他不认同。此外黄奇帆也曾被薄当着几百人训斥。此外，重庆的财政已经破产，后任难以为继庞大公共工程。薄的成败反映了中国政治的黑暗面——「他靠红色恐怖统治」。美国《纽约时报》则披露了「王立军在美领馆的疯狂36小时」的细节：根据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行政官员、国会助手和外交官提供的信息，王立军在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短暂停留时，美方因为王立军很可能不符合避难条件而拒绝了他的政治庇护请求。同时根据国务院的指示，领馆为王立军联络北京方面的官员提供了协助。王立军没有给美国人留下书面档案，但谈到了中国的权力、政治和腐败之间纠结不清的关系。关于整场大戏始末的外媒报道，仅长文就不下20篇之多，但关于事件的核心：开来律师为什么要杀人？有各种各样猜测，当事人自白「为掩盖洗钱内幕」在我看来很难自圆其说，这个谜团也许只能留给未来的历史学家了。
有趣的是，因为信息的封锁，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看不到这些西方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社会的报导文学，更遑论是文章中的种种细节描述。但是这些信息却会像幽灵一样穿越GFW（网络防火墻），通过几近原始的口耳相传的方式，在民间信息网的水面下疯狂传播，炙烤着早已怨声载道的民意。比如温影帝一家27亿美金的资产，薄瓜瓜在西方的奢靡生活，铁老大的重重黑幕……当然最具有爆炸性的突发事件，无疑是王立军副市长闯美领舘，由于丑闻性和话题性都过于巨大，一时之间喧嚣尘上，成为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谈资。以至于后来《南都周刊》的专题报道，虽在发售当天便被抢购一空，但其实里面大多数内容是早已被大家嚼烂的「出口转内销」的产物。
实际上，结局早已注定：贪官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酷吏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不再是世界上一部分国家的独创独享。不过这个每天都在为历史遗留问题的政权，始终让我忧心忡忡——国在山河破，疮痍满目，巨大的财富鸿沟所制造的紧张持续侵蚀着社会结构，沉湎于金钱所带来的信仰真空，正在同这个国家政权进行的政治及精神压迫融为一体……一切都被摧毁，废墟尚待重建。只有当大多数人都意识到并决意肩负起责任的时候，社会的未来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时候「枪」和「笔」都是远远不够的。
但我想，也许「笔」的责任会更重。
注：本文乃为参加2013年在香港城市大学所举行的独立中文笔会年会所写。